束定芳被称为“陪伴上海学生一路学英语的老师”。
他主编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1-9年级，上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上外版）（2020）、《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2016），串联起上海小囡十多年的英语学习之路，也是上海外语教育改革进程中多方合作与努力的成果和缩影。
束定芳教授
记者独家专访束定芳教授，听他谈谈新教材编写的思考，以及在信息技术爆炸式发展的当下，我们为何还学外语，怎样学好外语。
适当提高外语教学的要求
水到渠成
周末周刊：不少家长，特别是初中生家长，对新教材的感受是“难度陡升”。确实如此吗？
束定芳：新课标对外语学习提出了新要求，体现之一就是词汇量增加了——从总量上看，小学阶段增加了一两百个，初中阶段增加了300个左右，分摊在九年的学习过程中。我认为这是正常的。随着中国整体外语教学水平的提升，学生学习外语的时间提前了，有了一定的基础，外语教学的要求适当提高是水到渠成的。而越早掌握外语的基本词汇，对后面的学习就越有利。
其实，词汇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增加了教材的难度。如果词汇涉及的是学生已经熟悉或理解的概念，它们就不难。另外，教材中出现的词汇其重要性并不一致。词汇分主动词汇和被动词汇，主动词汇需要学会使用，被动词汇在阅读时认识就可以了，不需要记住或掌握。教师如果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提高复现率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温故知新，词汇学习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教材是否“难”，需要纵向比较，还需要横向比较。20世纪80年代，我们高中英语教材的语篇中还有莫泊桑《项链》、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的节选或简写版，后来限于长度等原因都没了。
与国际通用的英语教材，即所谓的原版教材相比，或者与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同学段的英语教材相比较，我们的教材不但不难，还显得很简单。例如，德国的高中英语教材难度甚至要超过我们的大学英语教材。根据国内教育领域相关专家的调研，中国的中小学教材在国际上整体的难度属于中等偏上一点。
周末周刊：作为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者和外语教材编写者，您曾多次呼吁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这一理论与传统教学法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教材编撰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束定芳：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要服务于外语教学实践。国外的外语教学理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照搬，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外语学习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和母语能力有关，也与学习目标、评价方式、教育传统、教师素养和教学方式有关。在这些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外语教师的语言能力和综合素养差别很大，外语教学方式还偏传统，注重语言知识而不是语言实践，应试倾向比较严重。因此，我们一方面借鉴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外语教学理论和新理念新方法，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外语教育的传统，结合大部分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实际情况，采取“折中”的办法。
例如，我们在新教材中与时俱进，引入了国际流行的“任务教学法”“项目式学习”等新理念，增加了视、听、说的比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总结语法规律和拓展词汇知识的传统做法。但我们在语法和词汇的呈现方式和学习方法上做了比较大的改变——不是直接讲语法规则、通过大量的操练让学生牢记，而是提供大量的语言使用案例，特别是教材相关语篇中出现的语言使用现象，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和总结相关的语法和词汇使用规则，然后提供学生真实交流场景或语篇来强化他们的“语法”和“语用”意识。
比如，老师教到“现在进行时”，课本中设计了相关的“摄像任务”，请学生拍摄全家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用英语录制旁白。这种与真实生活紧密关联的应用场景，能帮助学生牢记、活用，潜移默化中培养语法意识。
目前遇到的困境
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
周末周刊：近几年，全球高校外语专业普遍遭遇“寒冬”。我国高校中也出现部分外语专业招生人数下降、停招、撤销等情况。部分985和211高校的大学外语学分从原来的8个学分降到了4个甚至2个学分。对此，您怎么看？
束定芳：外语教育与教学正面临着一场危机，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对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外语教育遭遇到了不友好的舆论和环境，降低外语高考分数比重，甚至取消高考成绩的声音不时传出。
其实，中国的外语教育目前遇到的困境固然与外语学科近20年来盲目扩张、无序发展有关，但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体现。当现实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不相匹配时，前者就应及时作出改变。
对于外语教育改革的方向，外语教育与教学业界人士和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深刻思考：一是放眼未来，放眼世界，努力办好人工智能技术或其他专业不能取代的外语专业，培养社会和未来需要的高素质外语专业人才；二是重新定位大学外语教学，让外语真正成为服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不可或缺的专业素养和工具；三是重心下沉，进一步推动基础外语教育再上新台阶；四是拥抱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全面提升外语教育教学的效率和国际化程度。
具体到各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扎扎实实做好需求分析，顺势而为，改革创新。对外语专业不具备特色的学校来说，与其被动等待被裁撤，不如尽早断臂求生，主动撤销相关外语专业，轻装上阵，调整策略，打造优势，全力服务学校优势专业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对需要而且能够继续办好外语专业的学校来说，其学科发展必须形成特色，追求不可替代性。
我认为，外语专业“凤凰涅槃”有三条路径。一是培养AI不能取代的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如高级翻译、高级师资等优秀“桥梁”；二是培养高水平的国别区域研究人才，探索世界文明，促进国际理解；三是培养用外语教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的海外师资。
AI再发达
外语学习也完全有其必要
周末周刊：当下，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有种看法在社会上流传——AI已经可以实时翻译，生成字幕或播报了，如果未来确定不从事外语相关职业，学外语是否还有必要？
束定芳：AI的发展确实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或国际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就像计算器和计算机再发达，我们仍然需要学习数学一样，AI再发达，外语学习也完全有其必要。
学习数学是训练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是让人类大脑变得更聪明。同样，学习外语一方面因为它是有实用价值的工具，AI有时不一定靠得上；另一方面，外语学习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和文化熏陶的过程，可以让学习者变得更聪明。
首先，根据国内外认知心理学和双语研究的成果，外语学习可以提升学习者的母语意识和能力。歌德曾说过，没有学过外语的人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母语。其次，外语学习可以提高人的总体认知能力，比如记忆力或信息处理的速度。通俗地说，就是锻炼大脑的反应能力。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掌握双语的人其老年痴呆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即便发生，也比普通人晚4到5年时间。同时，外语学习可以提升人的同理心，对他人和其他文化有更好的包容度。此外，它还可提高学习者的“元认知能力”，即学习能力。
其实，这几个方面也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即外语课程的“核心素养”：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所以，即使将来不从事外语或对外交流的职业，学习外语对自身的综合素养提升和学习能力的发展也是大有益处的。
周末周刊：英语是否可以成为副课，不占用那么多教学时间？
束定芳：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外语课程的课时只有语文课程的三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语还不能与语文、数学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很多外语课堂的“教”和“学”不是很得法，外语学习确实占了学习者的很多时间。我想，随着外语师资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升、外语教学资源的丰富，学生外语学习的效率也会不断提高的。
融入本土文化是国际趋势
但要保持一定的度
周末周刊：过去我们常说，学外语就是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如今，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学习外语的目的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束定芳：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过好几次外语学习和翻译的热潮：清末，开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开设外语课，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和文化书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留学；“五四”运动前后，向西方学习“德先生”和“赛先生”；20世纪60年代，出现学俄语的热潮；当然，更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都是通过学习和掌握外语来了解和学习世界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外语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社会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在用外语表达自己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交流，传递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经验，已成为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标。
其实，最近10年来，外语教育教学的目标已经有了一定的调整。《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上教版）（2024）的编写原则就是“讲文化故事，悟人生哲理，学百科知识，用英语做事”，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比例有所提高。
周末周刊：您主编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上外版）教材（2020）也特别强调 “融通中外”。在英语教学中突出本土文化，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束定芳：先说明一下，不是在英语教学中突出本土文化，而是在英语教学中“融入”本土文化。英语教学中适当融入本土文化，这是一个国际趋势。学习外语不可避免涉及外国文化，讨论外国文化必然也会涉及与本土文化的比较。中国走向世界，必然会有文化“双向传播”的需求。
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特别是新课标都提出了“中国文化进教材”的要求。我们在《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上外版）中有机地融入了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这三个方面的中国文化。不仅仅是选文，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现象和行为方式的比较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学生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差异，学会欣赏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同时也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对人类的独特贡献。
如，高中教材必修第三册第二单元“艺术与艺术家”，介绍“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的艺术追求和成就；邓稼先、屠呦呦、钟扬等为国奉献的科学家同样出现在中学生的外语课本里。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学生对英语教材中相关的中国文化内容感到很亲切，学到的相关表达在现实生活和未来的学习、交流中也很实用。
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学者和老师认为，外语学习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学习和了解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容可以有选择地在外语课程中呈现，可以作为对比，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但要保持一定的度，也要注意呈现的方式与目标相符合。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教师在课堂上的把握。学习外语自然要跟学生的未来目标和真实需求发生关联，要跟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发生关联，不能把外语课上成主要讨论本国文化的课程。
我总结出两个公式：
1+1+1>3、1+1
周末周刊：您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一路行来，其间还担任过中学校长。不同阶段的身份转换，如何影响了您对外语教育的理解？
束定芳：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经连续几年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英语教学，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帮助大部分原来英语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而且，这些学生进入高校后，普遍反映其听说能力好过班上其他同学。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外语能力在一两年里面是可以大幅提升的，应试学习与提高外语实践能力并不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
2017年至2020年担任上外附中校长期间，我接触了大量的优秀外语学习者，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中学阶段学习并掌握两门外语的学生。从他们的经历和经验中，我对外语教学有了新的感悟，总结出两个公式——1+1+1>3、1+1
第一个公式中，第一个1代表母语，第二个1代表一门外语，第三个1代表第二门外语。学习两门外语的学生，不但其第一外语即英语比只学英语一门外语的同学更好，其他学科的成绩也更优秀，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超过只学习一门外语的学生。换句话说，多掌握一门外语，其元认知能力，或者说学习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当然，有很多人会把原因归结为学生本身的聪明，但我从双外语学习者那里感悟到的是，外语学习也可以是因，外语学得越多、越好，能使人越善于学习，变得越聪明。
第二个公式的意思是，学了一门外语，再学一门外语的时间一定少于学习第一门外语的时间。而且，外语学习越多，花的时间越呈递减的趋势。
周末周刊：可惜的是，目前开设第二外语课程、有能力进行外语教育探索的中学还是少数。
束定芳：是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外语教育最需要突破的是一刀切的管理模式。
既然社会需求多元化了，既然外语学习有不同的成功模式，既然全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就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外语教学创新模式。是否可以在某些学校试行“集中学习外语”的方法？是否可以有更多学校试行“双外语教学”？这些都是值得尝试的。
没有理想
就没有目标为之奋斗
周末周刊：在您看来，当前中国外语教育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束定芳：如果要说“瓶颈”，最主要的还是师资水平和评价方式。
需要提升师范学校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未来教师的综合素养。非师范大学的外语专业学生如果要到中小学任教，也必须接受有关外语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训练。外语教师在职培训也更应该提升其实践性和有效性。同时，允许并帮助中小学聘任优秀国际师资，对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来说同样不可或缺。
外语能力的评价标准和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我比较遗憾的是，现有的教育实践中，很多学校的初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基本不用教材，不上新课，通过刷题应对考试。这是巨大的浪费，也不符合外语学习的规律。
周末周刊：但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
束定芳：这或许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但我仍坚持教育理念总得“取法乎上”，没有理想，就没有目标为之奋斗，接受现状，就很难有新的进步。充分用好教材跟应试并不矛盾，希望学校和老师能在这方面得到更多鼓励和支持。
周末周刊：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描述中国外语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您会选哪三个词？
束定芳：一是“国际化”，二是“本土化”，三是“特色化”。
“国际化”不用多解释。“本土化”就是根据国情，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症下药，不要盲目攀比或一刀切。“特色化”就是不同的地区、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各显神通。目标可以一致，途径可以不同，所谓殊途同归。既然教材可以“一纲多本”，那么教学模式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周末周刊：对于学生，您会给出哪些学习建议？
束定芳：对于广大学生，我的建议是，把外语学习当作了解外部世界和获得新知识的一个过程和一把钥匙。学习教材只是学习外语的一部分。可以去找自己能看懂大概的各种书、文章或者电视剧和电影，学习相关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不求甚解也没有关系。
我学英语初期，读《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傲慢与偏见》的原著简写本，读到一些片段时，情绪上的冲击非常强烈，甚至感动得想哭。这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带来的特有的情感共鸣。学生可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把这种良性的情感反馈与外语学习联结起来，而不是停留在枯燥的背诵或者刷题上。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每天都有新收获，乐在其中。假以时日，外语水平不知不觉就提高了，以后也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
【人物小传】
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大中小学外语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上外）首席专家，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外语类权威学术期刊、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主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Cognitive Linguistics（认知语言学）》等多家国际期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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